又文：拒绝沉沦｜幸存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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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上山下乡

拒绝沉沦
幸存者手记

© 又文／文

　　1983年，那时我三十出头，理着个寸头，活得劲头健旺，是个对什么事都特爱叫真叫劲的莽撞家伙。那年初春，我在北方一家电影厂为一个本子搏杀三月，铩羽而归。这场挫败结果导发了我人生中一场大危机。我收束心绪，闭关月余，敷衍出一部中篇。小说是根据一种寻找恋人的套子展开的，而且照着当时文坛时尚微言大义地在内中去归纳升华某种于人生有益的哲理。那故事发生在南国崇山峻岭中一条叫做河边河的旁边，我和我的女主人公那时都叫知青。这场寻找的结局是一场死亡——我苦恋的女知青死了，葬在河边一座高高的山崖顶。这一结局极其煽情。发出来后朋友们都说“很有味道”，评论界则从中嗅出了某种“奋进人生”的理念气息，并且赚到了不少无辜少女们的眼泪。只有到了事后我才不无惊骇地发现，在这篇矫情煽情得一塌糊涂的小说结尾，我竟鬼使神差地写下了那座白色的坟：

　　大进回过头，最后望了一眼那片正在辉煌的落日里燃烧的峡谷。突然，他觉得，透过雾霭般弥漫颤动着的初春的阳光，他看到了河边河的山崖上那座小小的白色墓茔，像一颗星星，在钢铁色的峰峦间闪烁着……

　　那坟就坐落在南方崇山峻岭中那条地图上找不到名的河边河峡谷的尽头。峡谷里漫山遍野开放着一种淡黄色的小花，花谢了就会结出一种叫刺藜的果实，苦涩回甜，如我们有过的青春。
　　坟里葬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们的心头埋葬着许多往事，我们的心其实就是一座坟。
　　岁月使我们的心日渐荒芜，坟头野草蔞萋。
　　不经意间的间或撩拨，便会跳出若干往事的精灵，活灵活现，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
　　往事原来并没有死亡，它们只是熟睡着，像等待分娩的胎儿蜷伏在母腹中。

　　前段日子33频道上播过一部剧集《好男好女》，剧中生产队长李金斗在接下乡知青回队的山路上嘟嘟囔囔炮打最高司令部：是怕俺的粮食打的多了，还分派些学生娃下来抢俺食！这句炮打言论听来好耳熟，距今整整二十四年前我们就听过了。那时我们刚到河边河流过的那块峡谷里接受再教育。二十来岁，正是混沌一团的人生，远离文明，背井离乡，照样活得无忧无虑闹闹热热。一个知青来串队，说了一段类似的话，便令我们顿悟，晓得我们是被放入了怎样一个陷阱中。那个知青姓周。
　　周是高三学生，身高是人人须得仰视的一米八几，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周大”，是成都话“周大孩”的简化。周大高二时就曾被省二队教练相中，要他去打专业篮球，不料他却执意不肯，说是要上大学。记得读书时，学校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客串了驻越美军司令官泰勒将军一角，穿一套美式军装，右手插在怀中，左腿则弯起来不停地抖，鼻音很重地念一些台词，居然在全校引发追星效应，一些女生见了他还要脸颊酡红眼波流转的。这大概要算是周大短促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个峰巅，自此他便落下痼疾似的，每逢兴头上便要摆出这个姿势，右手插怀左腿踮起来抖，熏然陶然地抖出一些自得的话来。在河边河畔那些日子里，他便是如此这般地给我们抖出过蓝苹轶事，美国佬登上月亮说“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等反动通敌言论，也抖出了跟李金斗类似的那句炮打言论。
　　周大说这句话是在一个黄昏，我们正在知青土屋前的院子里闲话人生闲度人生。刚收晚工的农民从院前的小路上一溜走过，看到我们闲适的样儿，便呸呸地吐着唾沫，“杂种杂种”地骂着走去。我们也笑着还回去一些如“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的话。来队上串队的周大这时却开口说：十亩地原先只养五口人，现在却要多养一张口，你们说那五张口该有什么感受？说完很严肃地看着我们，依然是那副右手插怀左腿抖的姿势。落日洒在他身上，记忆中那简直就是副透体发光的造型。现在回想起来，在生产力只能用加减法来计算的时代，这话真是一句再准确不过的经济评论了。不过当时我们只是骇然顿悟出，夺人衣食如弑父母。农民老师并不欢迎我们这些学生，岂但不欢迎，简直就是痛恨呢。
　　后来果然开始发生惨案了：农民打死知青。据当时一种流传甚广的非官方统计，说是全省几乎每个县都有知青在惨案中死于非命。肇因自然多种多样，但想来这“多养一口人”的仇恨恐怕当算是基本矛盾。我们县上也死了人，死的就是周大，遍体鳞伤，死状惨不忍睹。
　　出事后我们赶到了区上。记得当我跟其他知青从区医院抬出周大尸体时，凝对那张被死亡变得庄严凛然起来的脸，我心头突地怵然生起一个万分敬畏肃穆的念头：生命要在离去的那瞬才肯把自己的美丽崇高的庄严相呈现给世人呢，哪怕是在这具伤痕累累的躯体上。
　　其实那回死的本来可能是我们。我们队上的七个人：朱老侃，袁小，陈老二，我，辜大，罗胖，李老ㄠ，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是全体。

　　我已说了1969年那回死的本该是我们。
　　是那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吧，河对面的老倪突然跑到队上来。老倪是跟我们隔河相对的詹家大队的一个知青，平时习画，跟朱老侃、辜大他们算是画友；又因其父是位高知，下乡时从家里带了些劫后余书，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是劫后之物，却也足有几大箱，那时我是个十足书虫，因此又跟老倪多出一层缘份来。总之是很铁的意思。我们起身邀老倪入桌，老倪却连连摆手，丧魂落魄的样儿：出事了出事了。这时我们才发现素常很整齐的老倪眼镜腿断了一条，衣裤皱巴巴的，脚上连袜子也只穿了一边另一边则光起趿拉着一双解放胶鞋。确实是出了事的样子。
　　原来老倪跟队上农民起了纠纷。
　　起因是为争工分。
　　那时大秋已近尾声，活路基本集中到晒坝上。晒坝上的活路是按轻重分成几类，工分则依次递增。掌风车最高，最令壮劳力们个个垂涎的十分！队上为平衡起见，实行了转转会制度，那天是转到老倪他们知青掌。偏偏农民不让，偏偏不让的又是生产队长的两位公子，偏偏老倪又是个遇事非要理论个究竟的呆子，于是由理论而谩骂而动粗，不消几下老倪几个知青便被同仇敌忾的农民逐出了晒坝。老倪想到了我们，要我们出头，帮他把“劲提回来”——这是当时的一种切口，相当于现在常用的“讨回公道”的意思。
　　朋友有难，仗义二字自然规避不得。何况我们七个一色的伙子，捆起来水都要挡一坝呢。
　　于是说好第二天就去詹家堡子。老倪则惊风火扯非要连夜赶回队里去，说是以免农民起疑提前有了准备。
　　我们是要整他个措手不及的。
　　次日一早，我们一拨刚刚走到村口，便听到河对门响起三声闷声闷气的土炮，接着便看到对面山脚下腾起三道灰白色的烟柱，一道接一道，极其险恶不祥地在初秋透明的空气中凝然不动。队上的民兵连长惊惊慌慌跑来，说是詹家堡子进了抢匪那三火土炮就是“紧急联防”的信号，他要赶紧召集民兵过河去。
　　詹家堡子果然出了事，还死了人。不过死的不是抢匪，是知青周大。
　　我们没去成詹家堡子，周大却去了。他跟老倪是一个大队，老倪一队，他在二队，两队接壤连成一个堡子。一队闹事二队调解就跟串邻居一样便当。
　　结果他走进了那片由百十名丧失理性的疯狂汉子织成的暴
　　虐雨村中。死时手里还捏着一只吃了一半的鸡蛋——那天正是他的生日，是满二十一还是二十二？

　　周大的死该算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出于一种文化人的矫情。
　　周大死后一年多一点，招工开始了。原本齐整庞大而转瞬便被普招、内招、顶替等回城旋风刮得七零八落的知青群落，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
　　我们队上七人走了六个，五个回成都一人调到县上教书。朱老侃以一手油画技艺被汽车公司相中，调进一个汽车维修场，用其所长地分去当了名油漆工，整日里挥动油刷往新车厢上刷油漆。渴望逃脱父母管辖的辜大却偏偏顶了退休母亲的班进了邮局，每天在分捡那无以数计的信件之余还要无可逃遁地承受父母无以数计的教诲与数落。酷爱一切高新技术的袁小被招进一家作坊式的制鞋厂，手扳脚踩的塑料冲压机跟他所向往的一切完全无缘。身体最孬的我则被送到了耐火材料厂的轮碾机旁，那是一个绝对需要体力的活计，每天得往那不知魇足地开合着的钢铁颚口中用砣砣车输送成吨的原料内中还包括要从那排踩进去不消一分钟厚实的劳保皮鞋轮胎底就要被烫得嗞冒青烟的烘房中人拉手铲出一车车滚烫的白粘土！记得回来那年春节我们几个聚了一次。朱老侃见面就大骂汽车公司毁灭人才不是东西，说他对色彩的感觉已被那该死的绿油漆摧毁殆尽，还说他画出的画几乎一律倾绿加地狱般阴森可怖令人惨不忍睹。辜大则无言，面容苍老得仿若四五十岁而思维语言能力几乎蜕化到只十来岁的孩童般动辄只能答以简单判断是或不是。我身上长了些肉而神经衰弱却被机器噪音和三班倒弄得生物钟紊乱而愈趋严重，失眠无穷无尽，恐惧得几乎要神经错乱。发完牢骚后便一齐对那时还留在队上的陈老二说，还是农村好，回城未必就是好事。
　　陈老二静静地笑了一阵，说一句，也是，现在我们搞懂该怎样和农民相处了。
　　这话令我们一齐噤了嘴。
　　我们没有提到周大。但我敢说在接下来的静默中我们每个人都想到了周大。
　　打死周大的惨案曾震动过当时整个地区，各县都有知青代表来。结果县革委出面开了个追悼大会，抓了五个农民，后来听说两人病死狱中。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无疑成了双方共同接受的一次深刻的再教育，打那以后农民和知青融洽起来。记得我招工回城去跟农民告别时我们都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真诚的泪花在闪动。
　　周大的葬礼上曾出过一件事。
　　周大是埋在河边河峡谷终头的那个山嘴上的，垒成一个圆圆的墓茔，覆以白水泥，远远望去就像崖畔畔上开的一朵蘑菇。落葬那天，好几百知青聚在山顶那块不大的旷地上。秋风瑟瑟，河边河在脚下喧腾着汇入安宁河。人们抬起周大的棺木，新挖墓穴张着大口，开始接纳灵柩。啜泣响起，夹杂着低低的诅咒与恶骂。这时，一队南飞的鹤从头顶飞过鼓荡着澄澈的阳光，排成一个金色的“人”字，留下一串凄凉的唳音。有人低声但又坚定地念起来，仿佛是在吟哦一首人人皆知的庄严小诗：“人字写在天上，人却活在地上。”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啜泣消失，咒骂停止，呼啸的风和满江的水也仿佛在那瞬间凝止。人人都抬头去望那队远去的鹤，仿佛在承受一道天启这不是惋叹，更不是幻灭，这是在鲜血与污秽中一场实实在在的发现，代价是我们同代人的一条命：它让我们发现了生命的庄严崇高与生存环境的严酷峻烈这条二律背反。
　　带着这样的发现，我们确乎不该再怨叹命运。管他妈的，朱老侃最后说，好好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我们都明白他说的是管他妈的无论如何我们也得让自家的生命整出点名堂来。
　　否则我们这拨该死而未死的家伙怎么对得起那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代我们死去的周大。
　　朱老侃现在成了全国著名的青年雕塑家，数得出来的作品就有德阳艺术墙、西昌城雕彝海结盟和月亮女、仪陇朱德纪念碑等，还得添上那个得了个国际奥林匹克奖的“千钧一箭”。成名了，电视台专访、评论界捧场不说，名气还可以卖钱，又办了公司，还在南门外修了座占地近千平米的城雕工作室，一二十个助手在里头忙忙碌碌着把一块块顽石敲打成所值不菲的一件件艺术品几乎从未间断过。这派头与风光自是当年汽车公司维修场那位可怜的小油漆工殊难想象的。那时的朱老侃，一年四季裹着件绽了线的黑麂皮外套，一脸的饥寒交迫，画室呀画室，逢人便哼哼唧唧地作诉求。那时他随父母令弟，一家两代四口，挤在一间十二三平米的住室里，不要说放画架就连放个屁也找不到地方躲去。后来总算说动一户邻居，隔出来个偏偏，好赖有了间自家的“画室”。记得“偏偏画室”就绪那天他还欢天喜地跑来跟我报信。那其实只能算得一处风雨不遮阳光不透夏天酷热冬日奇冷的洞穴，满屋垃圾，踩上去便地（板）动天（花板）摇的。在那个偏偏里他还练出一手绝活，在一只小炉和锅里炮制一种叫“桔饼”的甜点。先用一勺面浆在锅里摊成一张饼，在饼将熟未熟之际再掰开一只桔子，挤出汁水淋于其上，眨眼功夫即可入嘴。我吃过几回，初则感觉新鲜继而索然，但看他操作起来的娴熟程度便可知他恐怕时时都是靠此系命。他那时内心很寂寞，常常呆坐在画架前半晌一日地动弹不得。他讲过他跟一只耗子的一段故事。那耗子每夜从偏偏纯属虚设的门的豁缝里钻进来，跃坐在画架前的椅子上，觳觫着一双亮晶晶的小眼，定定地望着画架上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很投入的样子。他说他好感动，觉得满天下的人都当不了这只畜牲那样跟他知音。他嘟嘟囔囔跟它诉说满腹心事，它吃着他每晚带来的食渣，便静静地听。后来没来由地耗子突然不复再来，他还伤感失落了好一阵，逢人便说那厮好绅士，从来不乱咬他的书画，且从不在他的偏偏里拉屎。祥林嫂似的。
　　约莫是在他说过行行出状元那话之后的五六年吧，他终于有了突破。他在偏偏里整出了件油画作品，画的是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手提一桶白漆，正在一堵残垣断壁上刷“打过长江去”的标语。以小见大，朱老侃一双金鱼眼几乎要弹出眼眶，极得意地讲构思，于无声处听惊雷呢。那作品入选了当年的省美展，备受青睐，听说原来是要送北京军博收藏的，但有评论人士指出画上有严重失实，记不清说的是战士身上背的那只水壶太现代化还是标语“打过长江”中的“过”字写成了简化字。总之，那幅解放军便搁浅在了省里。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油漆工朱老侃这总算是整出点名堂来了。
　　之后不久朱老侃就到美院雕塑系进修去了。
　　他就此便站到了起飞线上。
　　那时已是78年了。
　　依我识见，那两年，恐怕当算是我们这代以及我们上下几代人都难逢的好年辰。十年浩劫，空出好大一片断层要填补；百废待兴，又有多少机遇频频送来笑靥。抓住了，也就跃上去，就此走向灿烂走向辉煌也不定——就像朱老侃。
　　机会多得了不得，除朱老侃外单单我们这一拨人就有：
　　刚刚辗转回城的陈老二考上了电大；
　　山村小学的教书匠罗胖进了师专；
　　鞋底冲压工袁小如愿以偿调进一家刚成立的音响中心；
　　电工李老ㄠ擢升为工厂供销科长开始走南闯北发挥其山东籍血统的豪放本色；
　　拉砣砣车的我则承峨影厂美意，提名保送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进修。
　　记得是在我填过北京电影学院学员登记表的那天晚上，我去了朱老侃那里，他也刚刚收到四川美院的通知。时值八月，偏偏画室里燠热难当。我们挥汗如雨地坐在百瓦白炽灯下，默默翻着桌上的一大叠罗丹，心头都感到有一种天将降大任的很强烈也很神圣的情绪在怦怦冲击。临到我走，朱老侃立起身来，很深沉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大声把他心头也是我心头那句话说了出来：
　　“好好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我们都感到是到该把我们在周大坟前发现的那个金色的“人”字写到天上去的时候了。

　　几年前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男子汉不是天生成》——读者朋友不必去搜索记忆，这个本子压根儿就没拍得成——主人公就是跟我同队的知青辜大。那时“纪实剧”这一样式还未时兴，否则标上这一新潮名称本子当时会轰动一阵也不定。
　　我是试图在那个本子里匡正一种关于“人”的认识上的失误。
　　想当年我们队上七个人个个堪称俊才，但凭心而论我们中资质最好的莫过辜大了。稍稍夸张点，用一句恩格斯的话来描述他即“生活于他几乎没有陌生的领域”。他可以极自如地挥毫作极好的画（从油画到国画），也可以极自如地在一些小纸头上写一首首当时在我们中传诵的小诗如“呵大自然，我娇羞的新娘”，一副漂亮的意大利式男高音引吭一首《我的太阳》，可以极自如地翻上海C海D，一如他那双长腿曾极自如地令他翻过了全市中学生运动会跳高第三名的纪录。每每想到他我便总要不无遗憾地想到“上帝平均地把阳光和阴影分配给世人”这句话。通才辜大的弱项同样致命：他绝对地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记得在农村时他曾很痴情也很绝望地爱上邻队一个姓杨的小知妹，以致事隔多年当他坐在市邮局分捡台前在每日分捡的成千上万封信中突然发现写有她芳名的信件时仍止不住心潮狂涌咽喉哽塞！但由于他完全没有表达自己爱意的能力，我敢说那位脸颊红扑扑杏眼扑闪扑闪的杨小妹是对这场暗恋一无所知地另结了姻缘。否则，以当年辜大的才俊、一米七几的个子、极帅的哥萨克式的造型，那一颗芳心是绝然不会无动于衷的。
　　辜大人格上的所有秉赋与欠缺都来自他的父母。
　　辜家伯父母是一对十分可爱的老人家。辜老伯一生浮沉，几十载风雨把人情事故在他身上练达成一副幽默豁达的品性；辜伯母则是一位曾经美丽而今依然美丽的小老太，狄更斯式地热情且可爱，常爱手织毛衣听我们海阔天空神吹胡侃，不时还会插进惊讶和好奇：“真的？”“你再说说？”且少女般地瞪大了眼。按说他们的儿子辜大似乎更该发展均衡一些，不幸，辜大是独子，且与其父形成了辜氏两代单传。其结果便是，在我们与辜大相处的日子里，最常听到他如引证最高指示一般的一句口头禅是：“我们老头子说……”而每逢回成都探亲，他大包小包的全是带给溺爱的母亲的脏被单脏衣裤。他绝对离不开父母的包办与呵护；但愈是离不开，他便愈要离开。按当时政策原本可以不下乡的辜大，之所以全然不顾毅然下乡且走到天远地远的大凉山崇山峻岭中，定然是出于他内心中那颗逆反种子的发芽成长。
　　但这场下乡反叛却以一种几类宿命的悲剧结局收了场。
　　前面我已说过辜大是顶替其母回城的。辜伯母那时其实也就只四十多岁，顶替政策刚一出台，她便坚决要求退休让儿子顶班。她缠住头头天天说时时说，最后甚至提出她可以不领任何津贴地继续留在岗上带辜大直至其技术熟练到可以独立操作为止！结果辜大便成了我们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家庭背景而最先顶替回城的知青之一。母亲的牺牲使儿子内心中的叛逆情绪受到极大挫折，辜大就此回归父母卵翼下。辜伯父虽从总体上说来是个幽默开通的老头但在某些方面却相当执拗且对家人有毋庸置疑的统合力。老人家笃信一切文学艺术都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因而是条险象环生的路。那时辜大的画在许多老师朋友看来其理解与颖悟力都在朱老侃之上，而论文学在我看来辜大即使做不成小说家起码也可以做个诗人（诗界朋友恕我！我这里只是就辜大论辜大，决无抑此扬彼的意思）。但父亲决不允许。父亲的压制常常是用相当含蓄的语态表现出来的。画画花鸟草虫，陶逸性情也是未尝不可以的嘛。我不止一次地听老人家笑嘻嘻对儿子说。于是辜大额头便有亮晶晶的汗冒出，开始很起劲地附合并将父亲欲说未说的艺术是危险的而文学创作简直就与犯上作乱无异一类的潜台词淋漓尽致演绎一通。那时我和朱老侃到辜大家去，伯父的热情中总有一丝永不消逝的警觉，如若我们不识趣再将话题转到创作上去，气氛便即刻会尴尬起来。伯父虽然还是可掬的慈态，但细看那笑早已僵在脸上，而话，是定然地不再插一句了。我们只好说些闪闪烁烁的话，打个诳语溜到公园或茶馆里去再续下文，弄得真像是在干作奸犯科犯上作乱的万恶勾当那么回事。
　　我曾说辜大是乔治桑说过的那类“不幸的天才”，“由于无法表达自己的发现只好将自己在默默中发现的再默默地带进坟墓中去”。朱老侃则有一个更具象的说法，他说辜大看起来像一堆灰烬，但一拨弄，就会哔哔剥剥跃出许多火星甚至燃烧起来。
　　我想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和朱老侃都曾拨过这盆火想他燃烧一回。
　　但这盆火最终还是熄灭了。这是种很无奈的无奈：如果辜大决定了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们又怎么可以勉强他？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许久不见面的辜大突然来到我那里。那时我已发表过一些东西并正在深刻体会文学风景线是条孤寂的风景线这句话（我前妻那时正跟我分居打离婚），而朱老侃干脆已成了美术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他胡子拉叉显得很颓很疲。他说他还在邮局分捡科，正打算从信件组调到包裹组去。没人愿去包裹组，他说，那里劳动强度大。我是图它工作时间短，可以多有点自家的时间。多点时间干什么？我问，以为他有什么打算。
　　好好想点东西。他吞吞吐吐说。
　　啥东西？我又问。
　　默一阵，他答：想想我后半辈子咋个过。
　　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我们一红一青地说了许多话而今都很朦胧，唯有他有句话记得挺清晰。人与人的分野就这样形成啦，他说，很自卑的样子。我很难受地想到他大约是说他跟我和朱老侃的分野吧。那晚我们烂醉如泥抵脚而卧。半夜我醒来，发现辜大在那头哭，是很伤心地压着嗓子哭得浑身一抽一抽的那种男人的哭法。
　　次日早晨，辜大匆匆洗了把脸就告辞。临走时他突然说：
　　“我要结婚了。”
　　然后说了日子。
　　原来他是为这事来的。
　　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好辜大那场婚姻到底是不是出于我所感觉到的那个原因。
　　之所以我会有那种感觉是出于两点。其一，辜大的妻子是经介绍认识的，大他半岁，极贤淑。但有人说初恋会使人形成某种心理定势从而影响一些择偶标准。比起当年那位娇嫩挺拔如一株小白杨的杨小妹，这位女性绝不该是辜大所钟意的那类。其二，在市中心上班的辜大把家安在他妻子的单位，是北门外的天回镇还要拐进去五六里小路。这是种很没道理的安排，因为他家有房，而且他做会计的妻子也可以很容易地调进单位在市区的办事处。辜大大喜那天我说好晚上去，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下午五点不到就骑车出发，结果到他那里天还是已经黑尽，匆匆说了些道喜的话就往回赶。记得我毛骨悚然汗流浃背骑在黑灯瞎火荒寂无人的郊外小道上时，那个感觉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辜大这场反叛跟他那回上山下乡一样都真他妈的够壮烈的了。
　　妻子送给辜大的新婚礼物是一辆加重永久，就是车前轮上加了一对笨重的叉，成都人那时在单位分车票时都不屑一顾的那种。
　　辜大婚后我们就不易见面。有几次在街上碰到辜家伯父母问起，老人家都是一齐摇头：家里有房他不住，让他隔天回天回镇一次也不肯，数九三伏都要天天跑。儿大不由娘了。
　　约莫是隔了一年吧，辜大又来了。这回他说话行事都很爽朗，极自信的一副大男人样子，给我感觉是他结婚后脱胎换骨了似的。我跟他聊起他父母的怨叹，他很沉稳地笑笑，说，为人夫了，好多责任自然是规避不得的，何况马上又要为人父了呢。
　　送他走时，我看到他骑的那辆车。我很震动。这就是那辆？我问的是一年前他新婚新置的那辆加重。他说就是。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那辆锈迹斑斑已破烂不堪的车，极生动也极概括地就想象出了他的种种艰辛与不易。一句话那时突然冒到嘴边：钢铁都承受不了的他怎么受得住？
　　这句话结果成了我那个本子的第一次萌动。在那个本子里我写了一种成长。主人公，一个一直被母亲呵护着的长不大的年轻人，为了摆脱这种过于强悍的母爱，和一个远郊农村小学的教师结了婚，去努力着过一种独立的生活。我让他跟辜大一样每天来回奔波好几十里路，再加上八小时的紧张工作和回家后没完没了的家务。他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义举和光华灿烂的事业，他只是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好一个丈夫、一个工人和父亲。但这生活同样不易，我用来贯串全剧的辜大那辆自行车结果有了种震荡心灵的力量。我是抱着对我们每天都要碰到的成千上万个普通人的敬畏之感写这个本子的，生活不公正地把他们称为芸芸众生，但正是他们坚实的脊梁拱起了我们社会和生活的金字塔。
　　本子写成后我请辜大来看。看完之后他直直地看着我，用好多年来不曾有过的自豪的口气说：也是一种活法吧，嗯？
　　我好感动，也学着他说，七十二行嘛，嗯？
　　我们大笑。
　　他接着说起了他的生活。他添丁了，他跟他的妻成功地给两代单传的辜家续了一条香火。
　　我祝贺他。其实我祝贺的还有一层意思；辜大，好好整，我们渴望写到天上去的那个金光闪闪的“人”字有好多种写法呢。

　　我的事要从命心说起。
　　关于命心民间有种说法：命心没长满。是说人运势不好注定要一生失败的意思。
　　我早就晓得我的命心没长满。很小的时候一位满姑婆就给我摸过。记得那回她叉开五指，罩住我的头顶，然后用力一捏，我哎哟一声同时觉得脑袋里嚓嚓作响。满姑婆便很郑重地对我母亲点点头，把细点，七娃子（我在家中行七）是没长满。母亲脸色变了变接着哈哈笑起来。现在想来母亲是该笑，无论如何她总是个知识份子四十年代还在我父亲用地下党经费办的一家短命报社做过几天短命记者呢。但当时我却悲痛得要命，眼泪都流出来，比长大后遭女人遗弃还要悲痛。后来，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总之是我回城之初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有位刘半仙又给我算过一卦。那位刘半仙当时其实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但推演八卦测算人生已是有口皆碑神乎其神地红遍西门。她问过我的生辰时日，便推出一卦来，有两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地沮丧到今天：苦心竭力家业计，待到那时好梦中。可巧的是去年在一个朋友家又碰到了她。当年的刘半仙而今是位刚离了婚的少妇，正打点精神要在商界做个女强人。初见时我们都未认出，攀谈之下才惊讶地发现近二十年前我们还有过一面之缘。更让我讶异万分的是当我刚提起那场算命时，她竟一字不漏地接口便念出了那两句谶语，弄得我跟我母亲一样虽对算命一事将信将疑但却深信算命者总是有些超常的秉赋才行。
　　话扯远了，我还是来说我那不幸的命心。
　　我们那一拨里恐怕我该算最曲折最坎坷的一个。就在朱老侃成功得神采飞扬光华万丈、辜大踏踏实实历尽艰辛地在做一个并不容易做的普通人时，其他人也在顺顺当当走着他们的路：袁小如鱼得水地遨翔在那家音响中心的机房里大作为，报上该中心打的广告里不时有他的姓名出现前头且缀以“著名首席音响师”字样；陈老二电大毕业后在玉器厂当了名技术副厂长，心灵手巧的他在营造那些精巧玲珑的玉雕制品时把自家的小日子也营造得同样精巧玲珑；罗胖在师专读书时爱上了一位刚落实政策的教授的女儿，毕业后本该回山区原校的分配也因这场婚姻被落实政策而改分到成都近郊的县中，安安心心地在那儿干下去了；供销科长李老ㄠ在痛感国营企业许多束手束脚的体制弊端后，辞了职，干起单帮买卖，开了间机电商店，偶在街头碰到，仍是一如既往的豪放与仗义本色，先问经济上有没有什么问题，继而就要将随身携带物分出一半硬往手里塞，最后约声好久喝酒才告分手，让人凝望他的背影止不住就要很动情地想起当年许多知青好时光来。
　　我则远没有他们那么顺当。
　　早在78年夏天那个晚上，就在朱老侃的偏偏画室里他很深情地跟我说了“行行出状元”的壮行话后，我的跌宕便开始了。
　　首先是我在填过电影学院的学生登记表后竟然就没有了通知入学的下文。后来当了峨影副厂长的小王到北京后给我来了一信，说其中“内幕很复杂”。总之那场很复杂的事到头来却简便得连片言只语的解释也没有地便无疾而终。
　　尽管如此那一回我并没有失落好久。这样的局面其实已经相当不赖，何况我还年轻，三十岁的年纪令人感到整场人生仿若太阳才刚刚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后来一些朋友问我怎么想起搞上文学这个行当，我总是答以“穷途末路的选择”。朋友们很不以为然地理解为这是文化人的臭嘴，殊不知我讲的却是一句大实话。
　　前头我说过1977年、1978年对于我们这拨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好年辰，那时我刚完成娶妻生女两件人生要务，眼瞅着人人都在忙着创造奇迹而我却无聊得要死，结果便买了本川大朱玛先生编的“电影剧本制作法”的大众手册开始瞎蒙电影剧本。我第一个剧本写的是一个音乐家的故事，主人公原型是辜大的一位小姨。记得那时为了躲开辜伯父警惕的目光我们曾发挥过多少天才的想象力编出一个个借口，逃到外面去讨论；然后我就在我新婚借住的那间纸匣般的斗室里没命地写。后来在我拉过砣砣车的那个耐火材料厂里有关于我的一个神话流传，说我在拉砣砣车时也不忘构思本子，结果差点车翻人亡。这当然是个很夸张的说法。不过，在我迄今已有百万字作品的写作生涯中，那一回确实要算是我最进入情绪的一回。脑袋里充满了形象和灵念，四五万字的本子用了半月不到且是业余的时间就完了稿，想也不想地就把它就近寄给了峨影。
　　然后峨影来人跟我联系修改，接着是推荐，最后就是那么个结局。
　　有人说过历史不可以重写否则人人都会精明到半点错误也没有。一个充满了精明人的世界会是怎样一个世界？想想都可怕。所以有人又说没有人能过同一条河，都是这个意思。
　　倘若我再去1978年那条河，我想我定然不会那样，被人推到河心淹个半死然后爬上岸去自我安慰地晒太阳。
　　因为，我坎坷跌宕的命运之链的第一扣就在那时被险恶地铸就了。
　　我这样说是有两个原因。其一，78届其实已是中国高等教育回收我们这拨被耽误过的老中学生的末班车，而电影学院的夺目光芒偏偏在那年令一切学府在我眼中黯然失色。我放弃了其它机会，结果便注定在我们这个起先讲革命资历后来讲文凭学历的社会里我要在一种没有归依的边缘状态中漂泊终生了——多少年后当我为职称评定问题带着我的作品著述去向有关部门作咨询时，部门负责人对我那几大捆资料不屑一顾地发出如此声讨：“你为什么没有必须具备的学历？”从那位靠父母权势混了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年轻处长盛气凌人的眼光中我一下子就清楚看到了我这种终生漂泊无定的命运。这是其一。
　　其二，其实也是更要命的是，1978年那场在我看来相当不赖的初试锋芒，竟让我极其荒谬地有了种感觉，觉得文学是件万分容易的事。我做不好农民也做不好工人总可以做得好一个作家了吧？
　　结果便是我误入歧途泥脚深陷且痴心不改地由彼至今。
　　对电影的钟情我持续了好几年。几年中我炮制了十来个本子但几乎每一个都以得到的鼓励和赞美适足令我将这场电影之恋情绪高涨地维系下去却不足以最终被推上银幕的结果收了场。直到1983年，就是我在开头讲到的那回到北方一家电影厂改本子，在那场搏杀中我看到了影圈中太多非艺术非文学的因素，铩羽而归后我在一种被亵渎的心态中写了那个中篇，就此向第六缪斯说了拜拜。
　　现在来回想，那些本子中有许多相当棒的题材、人物和故事。其实当时就有不少朋友力劝我改成小说拿去发表，记得在那家电影厂改本子时，有家著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还钻到楼里来，跟我具体讨论过要把我一个本子改成中篇。但我一律婉拒即使拍不成也不。我那时是个相当执拗的家伙，爱物如爱人，讲究的是从一而终痴心不改。这其实是个傻透了的想法。文学本是种很残酷的事业，要么成功要么你就什么玩意也不是。打个道德人士听了或许不受用的比方，这像极一场现代爱情游戏，毫无承诺或虽有承诺但屁事也不顶，如果你不懂游戏规则没有几手准备，保准你会输个精光小命搭上也不定。
　　1988年，那时我跟文学已搞起了小说、纪实、散文、影视等多角恋爱，那家电影厂电视剧部一位主任打来万里迢迢的长话到我现在供职的电大编辑部找我，联系拍我刚发的一个本子，且开出重点选题、名导执导、邀我重访等充满诱惑的条件。那事虽因重庆台已捷足先登而作了罢，但无疑却给我说的掌握游戏规则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之所以把文学和女人联在一起作比方，是源于一种惨痛的体验：我这些年的得失正是系于这两者之间夹缠不清。作家老贺曾把这一点给我说得哲人式的言简意赅：不要因为目标忘了过程。而那时我却傻乎乎地听凭热血满腔吼。文学是个祭坛，需要血牲祭祀，我说。如果需要，就把我献上去吧。
　　结果我就把我的整个生活献了上去。
　　我曾离过好几回婚——这种说法恐怕会带来一种很骇人的误会，好像我曾结过好多次婚似的。其实至今我也只结过一回婚，那么多次离婚都是跟一个女性闹的。
　　认识这位女性时她还是一个天真女孩，热情似火胆大妄为。记得好只为了要跟我说句什么话竟曾跟着我从青城山顶一口气不歇地跑到了山脚。我好感动，以为她这辈子都会如此跟定我一直跑到地老跑到天荒一口气也不歇。
　　我就爱上了她。
　　后来她成了我妻子。
　　再后来她又成了我前妻。
　　这当然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漫长到我跟她离婚时女儿几乎已到了跟她当初谈恋爱时相仿的年龄。
　　我和她其实压根儿是两种类型迥异的人，尽管我们都热爱漂泊，不过我是在内心世界漂而她却是在外部世界真刀真枪地干，这样一来我们的距离就有天壤之别了。相信这一点她在跟我结婚后不久就痛苦地发现了。因为她很快就跟我闹起了离婚游戏。记得她第一次闹离婚时我的作家梦和女儿一样尚在襁褓中。那时我正为头一个本子废寝忘食昏天黑地，自然无暇顾及她以致当她提出要回娘家住时我连这要求背后的用心想也未想地就同意了。约莫过了个把月，我跟她电话约好次日去接她回来，谁料我如约前去时她跟她老姐正严阵以待，不由分说把我扯进了西城区法院。法院接待处一位中年妇女听过我们的申诉后像训儿女似的把我们训了一通然后挥挥手：回家好好过小日子去！
　　第二次要严重得多。那时我们这个社会正如一潭死水激起最初波澜：喇叭裤，蓬特，地下舞会，第三者。活热闹而繁复起来。我们再度脱了节。刚发过最初几篇作品的我那时正处于极度的亢奋中，每日下班回家就像沙漠中的跋涉者扑向绿洲一样立即扑向写字桌，对她的牢骚怨尤充耳不闻地一直干到深夜甚至凌晨。那时她有一种热爱，就是烧我的稿子。我属于苦吟派，一篇东西总要七改八改，不能像一些同行很潇洒地将意念一挥而就然后看也不看地就拿给编辑们去大费周章。因此每回写完总要积起好大一叠底稿。然后她就拿去烧，用盆盛起来烧得烈焰腾腾热情忘我，有回甚至烧熔一只塑料盆。记得每逢那时我总怕去看她那双闪烁不定的眼，我总觉得那里面写满了对我刻骨铭心所爱的刻骨铭心的憎恨。终于有一天她不辞而别了。她出走后不久，一天，厂里组织科长找我去谈话，吞吞吐吐问了我一些关于个人生活、个人交往（尤其是跟异性）的问题。得到我的答复后，组织科长高兴得一拍腿：我早就跟法院的人说过我们这位同志是可靠的嘛！原来才是她到法院去告了我。法院那回事后来没了下文但我跟她的分居却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一年后她漂得精疲力竭踏上归途。
　　现在婚姻走到头了再来回想，我真觉得不能不佩服她。从一开头她就发现误上了贼船但仍能跟我风风雨雨走过十好几年，这种坚韧精神现今女界中恐怕找不出几位。其实这些年如果我能做得好一些，如果我不是深更半夜熬稿子时烟抽得满屋透不过气不说还非得把所有大小灯一齐打开制造白昼效果弄得她夜夜不能安寝，如果我不是每逢写稿便走火入魔得如同暴君身边半点响动不能有弄得她娘俩在隔壁看电视音量也只能拨到最小如看默片，如果我不是那么搏命整文学多出点时间陪她逛逛科甲巷看看时装即令买不起也可装出副大款派头让她试一试，还有许许多多这马后炮式的“如果”“如果”，我想她未必不能再坚忍个十几年或许那时已是我的大限日子？每每想起这些，好些话我也就由她去说好些事也由她干去了。
　　两年前六月底的一个下午，我跟她约好签离婚协议。那时我们已分居半年。
　　见面后我们找了间新开张的酒吧走进去。不料人家正在打烊，原来这是间夜间营业的处所。我们正要退出时，一位小姐迎上来，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并开了间豪华包间。入座后她递上名片，姓黄，是位公关主任。我们向她致谢，称赞她的公关服务一流。黄小姐却看定我，微微一笑说，我认得你，你是位作家是吧。
　　我很惶恐，没想到我这副嘴脸居然还能给人留点印象。
　　送上饮料，黄小姐声明包间免费且可不限时使用后便神秘地笑着退出去，还十分体贴地关紧了房门。——我想我们会让她失望了，年轻的黄小姐定然以为看到的是一出作家打约的把戏呢。
　　我摸出协议递给她，她不看，却突然恨声说，你有今天，全靠了我呢。
　　说完她流泪了，把眼影粉睫毛油冲得脸上一道道的。
　　女人一哭就会变得很老很憔悴，尤其是三十多岁的女人。
　　我默默看着眼前这个青春姿色早衰的女人，记起当年那个如鲜花一样娇艳可爱的女孩，十多年的恩恩怨怨爱爱恨恨的风雨兼程水流般从心头悄然滑过。我还能跟她理论什么？我默了好一阵，才说：
　　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一生中对别人说过无数次别人也无数次对我说过，从很真诚的到最无耻的。但相信像这样由衷、沉重、而且心口如一的肯定是绝无仅有的一回。
　　但愿余生里我不要再向别人别人也不要再向我这样地说出这三个字了。
　　离婚半年后，她再婚了。这回嫁给了一个小店铺主，然后很快活很忙碌很喧闹地去扶植一个小老板如同先前扶植一个作家一样。
　　我则被抛出了生活轨道似地陷入一场漫长且混沌的噩梦。在唱过无数回我的梦有一把锁我的心是一条河、度过无数个把痈疽当鲜花把瞬间当永恒的醉生梦死的日子之后，有一天我突然苏醒：我的梦出了毛病我的心脏也出了毛病。每分钟一百下，且窦性心律间歇不齐。
　　出了毛病的心脏让我有了种很沧桑很仓促的感觉，二十年前小刘半仙给我推出的那两句谶语镜子一般照出了我的整场人生——
　　原本我可能该有另一份平淡但平坦得多的人生但我却走上了这条崎岖曲折的不归路：为文学拼了半生后才发现被商品经济大潮冲掉了斑驳的神话油彩后的文学什么东西也不是；搏命搏了十几年搏得个孑然一身妻离子散弄得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浓缩一生政治训导的千言万语见面就说好好抓紧生活；毕半生努力积累了些许头衔名声在世人眼中却一如那位黄小姐般竟然成了鸡鸣狗盗之辈的别称；千辛万苦爬出本书来弄点稿费就高兴得屁颠屁颠如范进爷爷中了举港澳同胞中了六合彩谁晓得真正看过大款手脚才知那不过人家笙歌一夜所值！跟这部人生大场景相比，我那百把万字的作品真不晓得该算是成功还是一场大失败了。
　　跟命运抗争真是好累。
　　倘有下辈子我或许会改弦易辙，但今世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我的余生仍将如此继续下去。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现在的我来自何方。
　　我常想我真该回到周大的坟前去看看，朱老侃该去，辜大该去，袁小、陈老二、罗胖、老李ㄠ都该去，那座坟曾升腾起我们对生命最初的信念，然后又如保存少女贞操一般把这种信念保留下来，让我们在如此斑驳繁杂的人生之旅上葆有了一份执著一份童贞。
　　我们这拨该死而未死的老知青。

　　天边有座白色的坟。
　　它耸立在高高的山嘴上，俯瞰着大凉山中那条叫河边河流经的整个峡谷，跟举世闻名的我国西南卫星发射中心只隔一匹山梁，“像一颗星星，在钢铁色的群峰间闪烁着”。
　　1986年初，我带一个摄制组到西昌拍专题，上车后我就问到那个车站的时间，答说是凌晨五点多。我的心突然大动。1971年底返城后的那十多年里，我无数次地起过心要回去看看，有几回甚至已准备动身了，但一想到那块寄寓着我又亲近又怨恨的复杂情感的土地我又失了勇气。结果一次也没走成。听说那几年朱老侃为收集素材年年回去仿若串亲戚，我真想象不出他何以竟能做到如此若无其事。
　　车上那夜自然是没睡好。三点过我索性起来，坐到卧铺车厢头的椅子上去，凝望窗外。车正行经凉山深处，朦胧夜色中掠过山林、小站和点点彝寨。我打开窗，强力的风挟着熟识的山野声音顿时裹紧了我，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想起史铁生在《钟山》上写的他的返乡经验，或许，干脆嚎啕一场更好些？
　　我的古怪神态想必给人一种要自杀的疑心，乘务员在来回走了几趟后干脆叫来了乘警，两人就坐在我身后很大声地说话。我能感到他们片刻也不离我的眼光，随时准备着要在我跃身窗外的那瞬间扑过来。
　　快到那个站了，乘务员走向车门。血突然直往头上涌，脑海一片空白。我什么也不能想地跑去摇醒制片，告诉他我要下车，第二天一早再到西昌跟他们会合。
　　说完我跑到车门前，匆匆下了车。
　　那回返乡又足见我命心没长满，天刚放明我就发现群山上阴云四合不是个好天气。果然，天大亮时就淅淅沥沥下雨了。我冒雨往十多里外的生产队赶，结果才走出三四里雨已淋透风衣且开始滴水。我晓得去不成了，只好折回镇上。当我沿着峡谷中的小公路走到那个山嘴下时，我抬头望了望，看到了周大的坟。我心头突然一震。我很清楚记得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还要再来。
　　然后我径奔镇上的汽车站，跳上了去西昌的公共汽车。
　　此后我再没回去过。
　　那次回乡就成了二十多年中我绝无仅有的一回。就在那绝无仅有的一回里，我站在山嘴下，透过蒙蒙雨幕，我看到周大的坟裂了。
　　原本像朵白蘑菇的圆圆的坟丘，从顶到底地裂了一条大缝，仿佛被一柄巨大锋利的剑劈成了两半。
　　当地人说，坟被雷击了。山嘴太高了，坟又是白色的。
　　我本说过我要再去，把那座坟重新修缮一新。但最终我还是没去。我想修好了它又会再裂开来的。
　　有什么样的坟盛得下整整一代人的寄托与情思呢。
　　你说？

　　重要附笔：出于对个人隐私的无限热爱，本文中所有人物一律采用了我们当初相互间的绰号谑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我和他们共同拥有过的这段沉重岁月也用了如此戏笔。乞请一切我爱过、恨过、怨过者鉴谅。

　　本文选自《命运列车：知青返城沉浮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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